近日，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印發的《全國中小學校服管理“應知應會”》與安徽省教育廳《關于加強2025年度中小學校服采購工作的提示函》相繼落地，前者以“十一要”厘清全國統一標準，從“自愿不強求”到“監督全過程”；后者以“五個100%”錨定權益保障底線，用“民主決策、雙送檢”織密質量防護網。這兩份文件一宏觀一微觀、一原則一具體，條文里藏著“溫度與彈性”，成為安徽學校推進校服工作的“定心丸”。

兩級文件落地護航校服采購

安徽省教育廳提示函中的“力爭實現校服采購達到‘五個100%’，即自愿率、‘雙送檢’合格率、售后保障完善率、社會投訴辦結率、專項督查覆蓋率均達100%。”“完善民主參與機制，組建校服選用組織，家長和學生代表占比不低于80%。”，明確學校通過民主程序啟動征訂，保障每位家長“想買就買、不想買不勉強”，杜絕“不買校服扣班級分”“集體活動穿便服遭區別對待”這類變相強制。這與教育部“應知應會”中“學生自愿購買校服”的要求相呼應，本質是給家長“選擇權”，而非給學校“設障礙”。

更關鍵的是，兩份文件都為學校“減壓”做足了設計。教育部“應知應會”直接劃明決策門檻：“征得相關年級2/3以上家長同意即可啟動”，不用求著“100%家長點頭”；安徽省教育廳則要求“組建家長和學生代表占比不低于80%的選用組織”，把“單方面決策”變成“家校共議”，既符合民意，也讓學校避開“獨斷專行”的風險�？梢哉f，這兩份文件是給學校搭好了“安全框架”：只要在框架內推進，既能滿足學生著裝需求，又不用擔心踩“強制購買”“暗箱操作”的紅線。細讀這兩份文件便會發現，其核心絕非“限制采購”，而是“規范采購”；不是“給學校添堵”，而是“為學校避險”。

在合肥一些學校執行中，這份“安全框架”卻被解讀成了“束縛繩索”。主管部門將“100%自愿率”歪解為“要訂校服必須100%家長同意，少一個都不行”，把“100%售后保障”誤讀成“只要有家長投訴價格或質量，就暫停和企業合作”。這種解讀，完全割裂了政策的內在邏輯，把“保護權益”變成了“阻止推進”。試想，一所學校1000名家長里，999人覺得校服有必要，就因為1人反對就停掉采購，這不僅違背教育部的明確要求，也讓安徽省教育廳“民主參與”的設計成了擺設。最終只能是學校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，干脆不推進。這與兩份文件“服務學生、保障權益”的初衷，何止是背道而馳。

破除曲解梗阻踐行“以生為本”

校服采購的實踐早已給出答案：順著政策本義走，就能走出“學校省心、家長放心”的路子；背離政策精神，只會陷入“需求落空、權益受損”的困境。南京的“校服一碼清”更具參考性：家長掃吊牌二維碼，就能看到供應商資質、雙送檢報告、招采流程，所有信息按安徽省教育廳要求“公示超5個工作日”；售后投訴24小時內響應，辦結率100%。這種“透明化+規范化”的推進方式，讓南京校服采購沒了“強制”爭議，也沒了“質量”擔憂。

上海諾德安達雙語學校的做法，正是兩份文件的“活教材”。該校按教育部“成立多方選用組織”的要求，組建了家長、學生、教師代表占比超90%的監委會，決策階段用家長會、班級群收集意見，以“超2/3同意”啟動征訂；購買環節嚴格落實“100%自愿”，家長可自主選擇；售后遇到質量問題，不是停掉合作，而是按“雙送檢”要求，聯合第三方機構復檢，督促企業整改。結果是，該校校服征家長滿意度超85%，既沒踩紅線，又滿足了需求。

校服不是“可有可無的裝飾”，它承載著集體認同的培育、審美素養的熏陶，是校園文化的“流動符號”。反觀蘇州此前的教訓，更該讓合肥警醒。2025年開學季，蘇州部分地區把“禁止強制購買”曲解成“全面禁訂”，終止已簽合同，導致無錫某企業5000套校服積壓報廢，家長被迫網購劣質校服。如今合肥的“高門檻逼停”，與蘇州的“一刀切禁訂”本質相同——都是用“懶政思維”逃避管理責任，最終讓學生和家長買單。

安徽省教育廳與教育部的兩份文件，早已為各市鋪好了“規范推進、保障權益”的路。破除曲解梗阻，讓政策春風真正吹進校園，讓孩子們穿上合規、合身、美觀的校服，才是對兩份權威文件最好的落實，也是對“以生為本”教育初心最好的踐行。